戴 文，1964年7月生，重庆人。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篆书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社员，甲骨文书学会副会长。多次受聘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及其系列专业展评委。
戴文初以印名世。初学汉印，上追先秦古鉩，往复于先秦与秦汉间，得周秦范铸、汉凿泥封遗意，开玺印新风，为当代印坛所称道。
流派篆刻艺术史上对古鉨的认识比较晚，尽管明代个别印人偶有取法古鉨，但真正理解古鉨并取得成就者，在晚清之后。这大概与人们认知金文、甲骨文以及古鉨文字有关。古鉨印盛行于战国，七国文字相近而不尽同，各诸侯国古鉨亦各具风格。因此印人理解认识古鉨远晚于秦汉印。于是，人们张口便是印宗秦汉。黄牧甫把金文导入古鉨，为古鉨的形式开拓了新的可能。经过百余年古文字研究的深化，新发现的古文字数量的增加，易大厂、简经伦等一批印人的各种尝试，如今逐渐成为与秦汉印相应的另一种篆刻形式。观当今篆刻作品，可以看出古鉨所占比重接近半数，可知当代印人们对古鉨的热衷程度。其原因之一，是古鉨文字与结构的自由发挥、组合，让大家看到有别于秦汉规范一路印风的可能性，适合各种写意表达。然而，也正因其自由性，使很多印人忘乎所以，脱离古鉨本质，而走火入魔。因此，真正能够理解古鉨，把古文字合理运用并进行创作的篆刻家并不算多。戴文是善于运用周秦金石文字入印，且能得古鉩气质的篆刻家。
戴文创作古鉨之成功，首先在于他的古文字功夫。这原本是古鉨创作的基础，但擅长于此道并非易事，需要对古文字有全面深入的认知和把握，且需要有化甲骨文等各种字体为特定且统一的金文体系甚至新造古文字的本领，而这需要有化古为今、化人为己的金文书法作为基础。从戴文金文书法可以看出，他已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其次，戴文很好地把古文书法导入篆刻创作，使其创作的“古鉨”具有戴氏书风，真正做到“印从书出”，合理地把古文字“印化”，穿插安排于印中。尤其是多字印，更见其布局本领。观戴文的每一方古鉨作品，均可看出其源自金文书法又精心布局于一印的能力，均整而富变化。再次，戴文刀法的多变丰富了其作品的金石意趣。篆刻不同于书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以刀刻石，因人而异而形成了各种不同“刀法”。单刀、双刀，冲刀、切刀，还有披削刮擦等等，这些都为戴文所综合运用且非常得当，无论朱白，駆刀如笔，徐徐冲切，生涩而厚重。
金文结字、古鉨布局、生涩刀法，完美体现了的戴氏属性，使其创作既具战国古鉨气息，又有青铜铭文的大气厚重，加之边框的平衡处理，使得其作品古典而现现代，文字随形大小穿插，自由自在中见精整。这使得他的作品从众“当代古鉨”创作中脱颖而出。戴文在古鉨创作上的成功，值得当代从事“古鉨”创作的印人学习、深思。戴文篆刻的成功，根基取决于他的金文书法。戴文尝自谓：“对篆书的钟爱，不仅仅是因我长期致力于篆刻创作，更因其高古、凝重、奇崛的审美属性适合我的心性。篆书与篆刻又是相生相成的艺术，因此，作为一个印人，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必先擅篆书，才能刻好印。刻与书，二者只有高度融会贯通，才能相得益彰。多年的习篆体会告诉我们：不善篆书的人，是很难创作出好的篆刻作品的，因为没有了篆书的文化品格作依托，篆刻的文化品位也就难以保障。从这个意义而言，毛笔与刻刀对于艺术家，是相互融通的。一个运笔纯熟的人，运刀亦会挥洒自如。”
篆书以秦作为时代划分，称大小篆，先秦金文书法归为大篆。大篆约有千余年历史，其中殷商甲骨文、商代、西周金文，都有一定范式，而春秋战国则诸侯地方各自为政，燕赵齐秦，自成体系。这无论在青铜器铭文上，还是战国玺印文字上都有所体现。本来文字实用数量就不多，加之相当一部分尚不能释读，在可释读的文字中又有种种变化，这造成大篆学习、创作的极大难度。但这些都没有难倒戴文，相反，戴文于金文学习创作乃至古文字的训诂，都投入了极大热情，且能得心应手。戴文从商周青铜器入手，上追甲骨文，下求秦篆，把风格设定在西周，化甲骨文、春秋战国乃至小篆文字于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格式中，强调文字的上下关系，求整体篇章的统一。在大篆与古鉩间找感觉，相互生发，正所谓“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印参同”。
（作者邹涛，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研究员）
作 品
苏轼《定风坡》 篆书竖轴
八千里路云和月 篆刻
赵熙《重庆》 篆书中堂
惠风和畅 篆刻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节录 篆书中堂
千里快哉风 篆刻
李世民《百字箴言》 隶书中堂
二十四书品 洞达篇
安见我非鱼 篆刻
宁作我 篆书小品
琴罢依松玩鹤 篆刻
无不有打篆书六言联
万家灯火气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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